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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1 年維護海外利益安全面臨的形勢 

  2021 年我海外利益安全將面臨近 30 年未有的嚴峻形勢。新冠疫情持續肆虐，疫情引發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將在全球各國多點發作。美國總統大選可能中美改變博弈的形式，但不會改變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短期內很難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美日歐等發達國家不斷加強對我防范和牽制，而發展中國家對我抵觸和戒備心理也在在上升。 

  （一）新冠疫情持續肆虐，疫情引發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將在全球各國多點發作。

國際醫學和衛生界專家普遍認為新冠疫情不會很快消失，檢驗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也還需要時間，未來一年我們還要做好新冠病毒持續擴散肆虐，乃至突變惡化的準備。新冠疫情沖擊下，全球各國經濟、社會、政治危機近期已經在很多國家表現出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期預測 2020 年全球經濟將萎縮 4.4%，其中發達經濟體將衰退 5.8%，美國經濟將衰退 4.3%，歐元區經濟衰退 8.3%，英國經濟衰退 9.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將衰退 3.3%，其中印度經濟將萎縮10.3%。中國將以 1.9% 的增長率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經濟衰退的直接社會后果是大規模的失業，在福利保障相對不足的發展中國家就意味著大面積的貧困乃至饑餓和生存危機，隨即誘發社會騷動和政治危機。吉爾吉斯、泰國、印度尼西亞、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乃至美國，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社會騷亂與政局危機。盡管各個國家動亂的根源各有不同，但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危機會激化既有矛盾，造成國內政治脆弱環節的破裂，繼而觸發政治危機。未來一年，隨著疫情造成的經濟環境持續惡化，全球各國的社會、政治危機必然形成多點爆發的局面，對我在駐在國當地的企業、機構與人員的人身財產安全構成直接的威脅。 

  （二）中美戰略博弈持續展開，有可能形成系統性的國際壓力。 

  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有可能終結特朗普的任期，民主黨拜登執政會改變中美博弈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激進反華政策。但是，隨著中美力量對比格局的持續改變，美國國內防范、牽制中國的戰略共識已然成形，中美戰略競爭的長期態勢不會改變。民主黨執政之后，美國回歸多邊主義戰略，更有可能通過意識形態、價值觀、安全同盟等手段對我形成系統性的國際壓力。 

  美國下一步可能采取的對華策略包括：（1）污蔑我新疆、香港、西藏政策，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增加人權條款，擠壓我國際經濟空間；鼓動某些國家和團體抵制我出口和投資，干擾我正常貿易環境。（2）推動價值觀同盟，拉攏東歐、拉美等國家，樹立對華投資貿易壁壘；利用親西方精英和媒體在發展中國家散布詆毀“一帶一路”的輿論，煽動群眾抵制或沖擊我在當地的項目。（3）激化臺海、南海、朝核、釣魚島、中印邊境等我周邊熱點問題，糾結印太周邊國家制造反華包圍圈。這些策略將直接或間接地對我海外利益安全構成干擾、沖擊和威脅，甚至可能在根本上動搖我“一帶一路”倡議。 

  （三）國際環境客觀上很難在短期內得到根本性改善，對我防范、抵觸和戒備心理將也會上升。 

2020 年的新冠疫情首先在我國爆發，盡管黨和政府采取雷霆手段成功地控制了國內疫情，取得了抗疫斗爭的偉大勝利。但是在國際上，我國的抗疫成就非但未能得到普遍認可，反而被西方媒體以及特朗普等反華政客污蔑為“中國病毒”。這再次從一個獨特角度反映出我 國面臨的現實國際環境：中國硬實力的快速發展，并未帶來國際輿論等軟環境的根本改變，這種狀況在短期內不可能得到改善。 

  一方面，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繼續強化對中國的防范，出于牽制中國發展的需要，不排除美日歐發達國家聯手打壓我國際空間，干擾我“一帶一路”倡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精英階層多數都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對我相關倡議的抵觸和戒備心理也會上升。這一客觀形勢構成了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背景底色，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形成對我海外利益安全的沖擊。 

  二、2021年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風險點及重大隱患 

  在新冠疫情、中美博弈和國際環境的持續壓力下，2021 年，我海外利益安全極有可能出現全系統、多爆點、高烈度的局面，以下主要風險點和重大隱患應及早采取措施應對。 

  （一）新冠疫情下政治動蕩與社會騷亂風險。在吉爾吉斯、泰國、印尼、尼日利亞等國出現的社會大規模抗議、政府更迭、打砸搶燒等群體性事件，接下來一段時間將會在很多國家出現。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在 2021 年將會多點爆發，特別是近期將舉行選舉的國家，政局尤為脆弱。此外，某些國家為了化解疫情帶來的國內政治壓力，也會試圖通過發動對外戰爭來轉移國內矛盾和注意力，由此造成地區性緊張局勢。 

  （二）新冠疫情下的社會治安風險。新冠疫情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衰退、失業與貧困危機，直接導致了社會治安風險的上升。今年以來，在南非、剛果金、尼日利亞、孟加拉等國，針對中方人員的謀殺、搶劫、綁架等惡性刑事案件屢有發生。犯罪人員鋌而走險，而在當地的中資機構與人員很容易被認定為是有價值的目標，未來一年，不排除類似的事件持續增加乃至在特定環境下急劇上升的可能性。此外，疫情激化的社會矛盾也可能被宗教或右翼極端勢力利用，成為滋生新的暴力恐怖主義的溫床。

  （三）經濟衰退帶來的大面積債務違約風險。據估計我國目前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各類債權規模在2500億美元以上。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性經濟衰退，發展中國家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金融市場普遍欠發達，不具備通過無限制貨幣和財政資源供給，維系資金鏈的能力，因此大面積債務違約，社會信用鏈條斷裂，構成重大風險。 

  （四）防疫隔斷帶來的項目合同違約等法律風險。為了應對新冠病毒的跨國傳播，各國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封閉邊境的措施。我國也采取了嚴格的邊境防疫措施，限制人員的跨國跨境流動。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人流、物流、產業鏈、供應鏈的阻隔，很多境外項目與合同不能及時組織實施或按期完工，從而帶來合同違約等法律風險，給企業帶來巨額賠償的風險。 

  （五）美國“長臂管轄”帶來的中方人員國際旅行風險。在孟晚舟事件后，美國司法部等部門非但不收斂，反而進一步擴大了援引國內法制裁中方企業、機構與人員的范圍，并強化了執法措施和手段，對我留美學生學者造成了極大的干擾。由于缺乏有效的反制與應對手段，美國及“五眼聯盟”為首的西方國家可能更加頻繁地動用“長臂管轄”手段，對我方人員開展國際經貿、教育、科技、學術交流造成持續干擾。 

  （六）親西方人權、環保非政府組織制造的社會風險。圍繞新疆、香港、西藏等問題的反華輿論目前仍然在西方社會持續發酵。美國等西方國家打“人權”、“環保”等價值觀牌，是牽制我發展的重要手段。落實到我海外利益方面，鼓動親西方的人權、環保非政府組織在媒體的支持下，干擾與阻礙我相關項目的實施。此類事件在緬甸密松電站項目、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項目、肯尼亞蒙內鐵路項目上都已有前車之鑒。如果拜登當選總統，美國民主黨政府必然會在這個方面加強動作。